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姓名:韦其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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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友风采分类一

韦其麟
 

回头望望

韦其麟

 

1953年秋,我考进武汉大学中文系,1957年秋毕业。在珞珈山四年的学习生活,环境和心境都很美好。在多方的关怀下,我发表了几首诗歌习作,对未来怀着绚丽的憧憬。未想到,毕业前夕“反右”风暴骤起,我不愿参加运动擅自离校。返校后被批判了,批判我的名利思想、错误道路,抗拒运动,把我平时讲的几句话除头去尾,定为“反党反社会主义”言论,开除了共青团籍。我惶惑地带着这种状况离校,在以后相当漫长的人生道路上,成为我无法遗弃的沉重。

也算幸运,九月下旬毕业分配到广西民族学校。年底下放到贵县平天山林场劳动,那时,开始“大跃进”了。我们林场依然是育苗挖坑,植树造林。但也听闻,报纸也登载各地“放卫星”的讯息,我们广西水稻亩产13万斤的“卫星”亦升天了。跟着,物资匮乏了,商品缺少了。1959年夏我调到广西文联,成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时,许多东西都凭票供应。家人身体不好,想买一只鸡都买不到,“困难时期”开始了。1960年底我下放宁明夏石公社一个生产队,和社员“三同”——同吃同住同劳动。除了每天在集体食堂几两米(有时是木薯粉)蒸成两餐粥外,有钱也买不到什么吃的,晚上饥饿得难以入眠。有些社员浮肿病倒了。我也浮肿了,生产队叫我回南宁家中休息。当时找到最好的营养品是家人花了很大的气力才得到的两斤花生麸,混合些细糠制成小饼吃着治疗。这些时候,我返回生产队,房东的阿伯在我回邕期间也因浮肿病逝了。“困难时期”令人刻骨铭心,1962年之后,和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的同事到偏远山寨搜集资料,或作为“四清”工作队员长驻生产队工作,仍不时感受到那“困难”年月留下的阴影。1965年在临桂县牌公社“四清”,春耕时号召大力扩种。我所在的生产队丢荒不少田地,工作队领导希望全部复耕;而生产队干部表示扩种一些可以,全部复耕就难了,忙不过来。我问:“以前能种,为什么现在不能?”几个队干沉默良久,有人出声了,语气哽咽:“韦同志啊,你知道我们生产队过去有多少劳动力吗?那困难年头,去了不少人。”有人低头,有人流泪。我悔愧自己鲁莽的责问,触痛了他们心头的创伤。

1966年国庆前夕,结束“四清”回南宁机关,已是“史无前例”的年月。许多景象令我惊恐而迷惑,有的人被戴上纸糊的调帽,胸前挂着名字打上红×的大块黑牌,游街示众。红卫兵、大字报,语录歌,破四旧,造反有理,文艺黑线,抄家、牛棚、牛鬼蛇神、大毒草。接着派性,武斗,接着大联合,斗批改。我所在的广西文艺界联合会在“斗批改”中撤销了,我也离开了这个文艺界。1969年底,到柳州鹧鸪江“五七干校”去养马。一年后,又到东兴县马路公社做个无所任的公社干部,经常在生产队“抓革命,促生产”。在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,不要资本主义的苗”甚嚣尘上的日子,有一次年过半百的公社书记和我到一个大队去了解情况;夜访农家回到大队部,他有感于四人帮某些政策,对我慨叹:“老韦啊,我解放后就做农村工作,农村的事怎么搞,我还不懂吗?如今这样,再这样下去,伤元气啊”。这“伤元气”的感慨我觉得有千钧之重,饱含着忧国忧民之情,也流露出他内心的苦楚和无奈。是的,无奈,我也曾在“蹲点”的生产队粗鲁地责令社员彻底砍掉所谓的“资本主义尾巴”,让生产队把有的社员在山谷开垦一两畦“私荒地”种的芋头蕃薯收归集体。当时虽也感到农民生活的贫困,日子的艰难,内心也有所不安。但也只能是混沌而麻木地无奈。如今想起,很是愧疚。

在公社期间,还到桂北崇山中枝柳铁路东兴民兵团的工地,参加了两年的“三线建设”。1975年夏离开公社到南宁郊区的广西药用植物园,?列栽培组成员,在技术员和工人师傅的带领下做些力所能及或不及的事。那些岁月,我已没有——至少是很淡薄了自己是文艺工作者的意识,也失去了对文艺的兴趣。“反右”后有人说“文学创作是一种危险的事业”,经历“文革”,这种说法对我的影响更深了。深感自己是不适宜从事文学创作的,不可能写出好作品,对文学创作没有了信心也冷却了热情。因而,“四人帮”倒台后,1978年从植物园回到恢复的广西文联,我并未珍惜这次重返文艺队伍的机遇,一年多后,我要求也如愿到广西师范学院教书去了。

时代前进,社会发展。80年代起,我的生活不再像以往那样动荡不定——今天不知明天如何,对自己的未来毫无把握。我在校园里安居乐业了。是的,安居,不再忧虑什么时候又离家下放到什么地方;是的,乐业,在校园里做自己想做的事,在平安而宁静的环境生活着,工作着,思想着。是缘份,更是党的政策阳光普照。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,在各方的关怀和策励下,我毕竟没有与文学创作绝缘,在教学的同时,还是写了一些诗歌。而且,教出十年之后,又再重新置身文艺队伍中,也在文艺工作的岗位上退休。今天我们国家巨大的发展变化,社会繁荣兴旺,人民生活提高。这景象是我昔日难以想像的,想不到自己今生今世能遇上如此的好年月,我多么庆幸,庆幸中常忆及“困难时期”的困苦日子,许多东西都凭票供应的窘况;更想到“十年浩劫”的时光,说话和作文常为一句话一个词是否会引起不堪的效果而困惑。每当忆及那些悲惨地不正常离开人间的善良无辜的逝者,深感他们的不幸和自己的有幸,常祈祝我们的国家安泰,日益富强,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。

离开武汉大学已经半个多世纪,从学生时代到如今,虽工作岗位多次变动,却始终与文学有缘,写过一些寻常的诗文,也在林场栽过一些树苗,在农村插过一些稻秧,在铁路工地为路基填过一些泥土,在药园打理过一些花草,在学院教过一些日月的书。这在我人生的历程中,似乎都是一程程应尽的做人的义务,平常的平淡。此外,没有什么其他值得称道的。回首,常感有愧于关怀我者。自认为尚可自我安慰的是此生并无心存邪恶伤害过别人,如今老去,仍怀有希望,希望做个有益于社会的人。

 

 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壬辰仲秋于南宁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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